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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青工委微信课堂 ——《综合运用民刑手段减免建筑企业损失的案例分享及司法裁判标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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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8-04-16

来源:盈科律师事务所

青年兴,盈科兴!2018年3月27日晚,由盈科全国建设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盈科青工委微信课堂《综合运用民刑手段减免建筑企业损失的案例分享及司法裁判标准分析》准时开讲。

本次课堂由盈科全球总部合伙人、总部业务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盈科全国建设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陶慧泉律师主讲。陶慧泉律师多年专注于建设工程法律服务领域,承办了多起行业内标的额过亿乃至数亿元的大案要案,对于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手段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深刻、独到的专业理解。

本次课程陶慧泉律师分享了自己亲自办理过的两起实际施工人私刻施工企业的公章的案例。案例一,是湖北公司接受实际施工人的王力的挂靠,将自己承接的工程交给王力负责施工。结果王力私刻公司公章,向其下游分包商徐州某建筑集团公司和实际施工人李力签署工程结算凭证和欠款证明,合计达180余万元。其后,两债权人持结算凭证和欠款证明向法院起诉,经过江苏连云港和徐州等两地法院审理,均认为工程是湖北公司承揽,故此,应当由湖北工程承担给付责任。湖北公司在应诉民事案件同时,通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首先查明了李力的欠款100万元是虚假的,其承认只欠工程款38万元;其次通过对王力的刑事强制措施,迫使其赔偿了湖北公司的全部损失。

案例二,则是湖北公司被宁夏某石化集团起诉,称其承包的石化安装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索赔近500万元。该起案件完全是个别实际施工人假冒湖北公司名义承揽工程,湖北公司既没有签署过合同,也没有收取过任何工程款项。故湖北公司收到起诉状后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以私刻印章罪报案,并经公安机关正式立案。同时,通过法院司法鉴定证实,所有施工合同加盖印章、法人签名均系实际施工人伪造;通过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方以石油产品抵付工程款,且全部对个人支付,没有向湖北公司付过款项,双方无任何履行合同的证明。故经过宁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法院和银川市人民法院两审,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起诉。

从两起案件的办理经过,陶慧泉律师对此类案件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司法判断标准作出总结,他认为公司要减免责任,最少应当达到这样的证明标准和要件:第一,被仿冒公司没有与发包人签署过任何合同、文件、委托书等证明文件,也事后没有追认或承认;即与工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没有以收款、开发票、回应发包人联系函、询证函等事实行为追认过实际施工人的假冒行为;第三,以刑事报案、司法鉴定等方式明确否认实际施工人的行为有被假冒公司的授权并向法院提供证据;第四,证明发包人对合同签订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而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应当自行承担因缔约未尽到审慎义务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损失。

盈科全国建设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严志勇律师、盖春香律师先后对陶慧泉律师的讲座案例进行了点评和补充说明。严志勇律师从施工企业如何完善印章审批、管理流程以及加强对合同文书的管理等风险控制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盖春香律师则进一步从建筑企业被私刻印章后的法律处理和认定进行了分享和补充,对陶慧泉律师和严志勇律师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提炼,使得整个讲课深入浅出,观点清晰全面,充分体现了建工委在办理建设工程领域案件的专业性。

本次讲课由盈科全国青工委副主任秦建军律师主持,他在讲课后结合微信群听众的反馈意见对本次讲课进行了高度评价,听众们认为盈科建工委的本次课程解析全面务实,对青年律师办理此类案件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并代表盈科青工委对全国建工委三位主任的无私传授表示了郑重的感谢。

青年兴,盈科兴!聘请盈科全国各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或委员走上青工委微信课堂,为青年律师传授经验,是盈科总部业指委和青工委为共同提升盈科青年律师的办案能力和水平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也引起了各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主动约课、积极听课的良好氛围,充分展示了盈科专业化建设的水平和盈科平台的强大优势,必将为盈科整体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特别感谢(排名不分先后)

陶慧泉 王明芝  秦建军 盖春香 严志勇 李明明(盈科沈阳)


陶慧泉


王明芝


秦建军


盖春香


严志勇


高少华

附:

综合运用刑民手段减免被挂靠企业损失的案例分享及司法裁判标准分析

案例一

2009年4月,犯罪嫌疑人王力与湖北建工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承接了青岛罗迪亚化工公司的厂房建设工程。为了支持其承揽工程,湖北建工公司向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资质证书等相关证照文件支持其到青岛市建设管理部门办理入青岛施工备案手续,但王力不经过湖北建工公司的同意,利用湖北建工公司提供备案的文件,擅自委托当地工商代办公司私自办理了名称为”湖北建工公司青岛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并仿制了公司公章、公司法人徐总签名。同时,王力还用私刻的湖北建工公司的公章对外签订经济合同。2010年8月工程收尾结算,王力指挥分包单位人员在发包方工厂堵门闹事,湖北建工公司派人处理过程中,发现了其私自成立分公司及私刻公章的情况,立即指派财务经理、工程部负责人及法律顾问前去处理,收回其私刻的“湖北建工公司”公章一枚,并要求王力签署了备忘录一份,其承认前述事实,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行政、刑事责任。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湖北建工公司即拒绝再与王力有任何合作。

2011年初,连云港钢结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杨大经介绍找到湖北建工公司表示愿意合作拓展在江苏省的建筑市场,双方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一份,其后杨大即介绍了连云港罗盖特工程,湖北建工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具体施工交由杨大负责,杨大与湖北建工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工程总价值1450余万元,湖北建工公司按约定将扣除税管费后的全部工程款1300余万元支付给了杨大。但2012年12月,湖北建工公司突然收到了徐州建设集团的起诉书,要求湖北建工公司支付工程款60余万元。湖北建工公司去应诉时才发现,原来是王力私刻湖北建工公司公章、法人章、合同专用章等多枚印章与徐州建设集团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还签署了多份加盖私刻公章的所谓结算书,确认欠款60余万元;鉴于以上情况,湖北建工公司立即与杨大联系,责成其联系王力,了解情况,处理相关事宜。

2014年年初,在连云港连云区人民法院又有李力因罗盖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湖北建工公司告到法院的诉讼。这一次王力的行为更加过分,他给李力出具了一份欠款100万元的欠条,同样是加盖了肉眼就能分辨的湖北建工公司的假公章。湖北建工公司申请法院追加了杨大作为共同被告,杨大找到王力,王力本人也到法院做了笔录并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他在笔录中把自己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说其只是做中介,工程与他不相干。但在做笔迹鉴定时,王力故意不交鉴定费,导致鉴定不成,开庭时也以未收到传票为由拒不到庭,这样使得连云区法院直接认定了李力主张的欠款100万元的事实,并一审判决湖北建工公司承担给付责任。

由于王力的故意不配合,导致湖北建工公司两个案件全部败诉,被判决承担工程款给付责任180余万元。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两案原告已经实际完成了涉案的工程,湖北建工公司作为工程的总承包方在和建设单位罗盖特公司结算的工程款中亦包含两原告施工工程,其应当向两原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后李力案通过武汉和连云港两地公安机关找李力调查,并调解,确认为欠款38万元,但王力仅向李力支付了5万元,湖北建工公司为了案件能够结案,不得不垫付其余款项,其行为实属恶劣。

基于上述情形,湖北建工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向武汉市公安局报案。该局在案前调查时,发现王力指使其亲戚作为负责人,同样采取私刻公章、伪造虚假材料的手段注册了湖北建工公司名义的连云港分公司,经过到连云港工商局、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邳州市人民法院等单位取证,2015年4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对嫌疑人上述涉嫌违法行为中涉及到的“湖北建工公司”印章、公司法人徐总签名笔迹及法人印章、“湖北建工公司合同专用章”进行了鉴定。2015年4月23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三真司法鉴定中心【2015】文鉴字第W00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上述公司公章、公司合同章及公司法人签名及法人印章均与公司提供的印章不一致。

公安机关认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嫌疑人伪造湖北建工公司印章并使用、私自注册连云港分公司、私刻公章签订虚假合同和结算书、欠条等文件,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故对其立案侦查并上网通缉。网上追逃后很长时间没有查到王力的行踪,后来分析其在昆明有工程,而在上网通缉后其不能使用身份证,有可能是开车去昆明,以此为线索通过天眼系统定位天津牌号车辆,再跟踪乘车人,最终将其抓获归案,后其家属赔偿了湖北建工公司全部损失。

案例二

2015年1 1月19日,原告宁夏某某石化公司(下称宁夏公司)以湖北某某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下称湖北公司)、江苏某某建设集团公司(下称江苏公司)承揽施工的管道安装工程施工质量不合格,要求返修为由向灵武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施工不合格返修费4981730 · 1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湖北公司签订多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其装卸栈桥金属构件制作安装、工艺管道制作安装,设备、泵房安装等工程发包给被告湖北公司施工,双方约定: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金属构件、管道及设备的制作安装,主材及设备由原告提供;工程质量标准:合格;合同价款: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由双方最终决算确定;组成合同文件包括约定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通用条款约定本工程执行国家颁布的先行有关的技术标准、规范、规程、质量标准、安全文明生产和竣工验收规定。2009年10月1日,原告与被告湖北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安装合同》,原告将基地铁路专用线装卸设备安装工程3号装卸栈桥金属构件制作安装、3号栈桥工艺管道及设备安装工程交由被告承包。 2009年10月21日,双方签订《3号栈桥补充协议》,将设计的3号栈桥长度由96米增加为264米,同时新管线相应增加。2010年11月8日,二被告向原告控股公司的宁夏某某储运公司出具联系函,告知原告第一被告公司重组,现更名为第二被告,第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工程合同全部变更为第二被告,一切债权债务全部转入第二被告,所有的工程款全部转入第二被告指定账户。原、被告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即组织施工队伍进入现场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被告未按规范操作,对其施工的工艺管道未打坡口直接焊接,为了应付竣工验收,被告提供了虚假的南京某某检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检测报告,骗取原告竣工验收。2015年5月,原告启用涉案工程,根据《特种设备安装监察条例》相关规定,使用前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备案,为了确保安全,原告进行了测试,发现部分管道焊缝出现渗漏现象,故委托宁夏某某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被告施工的焊缝进行无损探伤抽检,抽检结果均不合格,需返修。后原告向南京某某检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征询函,该公司回复原告并未向原告出具过射线检测报告。现原告已购买原油急需投产,需要对被告所施工的全部管道焊缝进行返工,向灵武市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2015年10月15日,灵武市人民法院作出灵保字第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告施工的涉案工程予以证据保全。被告未按规范施工,采取欺诈手段,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策略

作为被告方湖北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及委托代理人,在湖北公司接到起诉状后,我立即安排公司合同管理部门、财务部门进行自查,发现公司从来没有签订过诉状所称施工合同,也没有收到过原告支付的相关工程的款项,因此可以断定是被他人假冒公司名义承揽工程。虽然事实如此,由于公司2006年2月从国有建筑企业改制为民营有限公司,中间可能存在着管理漏洞,是否与公司原有人员有牵连、是否有没有保管好的公司资料流出、是否有其他隐情,目前并不清楚原告手中是否还掌握着其他证据;原告申请诉前证据保全、重新进行质量检测,前期应当投入了很大的费用,案件又是在其当地法院审理,其肯定是志在必得,因此案件如果不能够在证据上确实、充分,不留任何盲点、疑点,则不能够保证根本免除责任。

鉴于这种非常严峻的局面,我向公司提出了如下诉讼应对方案:第一、立即向公司所在地公安机关以实际施工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为由报案,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查明与原告方往来的实际情况;第二、因为公安立案不是合同诈骗,故并不一定保证案件法院会中止审理,因此要积极应对,到印章备案管理的公安部门调取公司印章刻制、更换、缴销的证明,准备在诉讼阶段申请印章鉴定;第三、收集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规范,诉讼中除了伪造印章、合同无效抗辩外,从诉讼时效、质量事故因果关系、工程价款认定等全方位抗辩,以备万一出现合同被认定为表见代理的情况。

诉讼过程

方案确定后,利用法院送达的合同证据上加盖的印章和实际施工人蔡某某的签名,我代单位起草了《刑事报案材料》向公安机关提交,公安机关出具了《受理告知书》,并提交给了灵武市人民法院,果然不出所料,灵武市法院并未因此中止案件审理。而此时,江苏公司也向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以伪造印章罪报案,由于江苏公司在工程后期被牵入其中,因此其更明确的知道实际施工的两个个人的情况。江苏警方先行向湖北公司调查取证,并提供了蔡某某、王某某私刻湖北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项目部章等多达11枚的印模,这为湖北警方的立案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材料,于是湖北公安于法院案件开庭前正式立案,并出具了《立案告知书》。

2016年5月,灵武市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我代表湖北公司出庭应诉,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公安机关的《立案告知书》,要求法院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终止审理,但法院认为私刻公章的事实法院可以查明,不需要中止审理,故当庭驳回两被告的中止审理申请。案件进入庭审后,在仔细核对了原告提交的合同原件后,发现全部属于伪造,我立即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因为担心有其他隐情,又向对方发问:蔡某某实际施工了工程,那原告之前是如何支付工程款呢?原告方代理人没有任何犹豫的说是用石油产品抵付的工程款,因此没有支付过现金。由此我得出了明确的判断,只要印章鉴定结论确属伪造,从证据上来讲,免除湖北公司责任应当没有问题了。

2016年10月14日,鉴定中心作出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原告提交的2008年3月28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法人代表“徐某某"签名、私人印章均系他人仿冒。

2016年12月,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原告补充了六份向湖北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证据,试图证明存在表见代理,但是经过质证核对,与案涉合同无关,且付款用途有的是货款,有的付入了实际施工人用假冒财务章开立的账户,因此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2017年5月份,灵武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建筑工程市场是我国放开最早、体量最大、门槛最低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由于实施严格的施工资质管理,很多企业和个人出于各自利益的要求,挂靠、分包、转包等大量存在,一些个体施工人因为个人素质低、嫌麻烦且没有法律意识,故此,私刻公章、假冒有资质公司名义承揽工程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面有的构成表见代理,被假冒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有的是完全的假冒有资质公司名义,被假冒公司如果没有管理责任或过失,应当对合同不承担法律责任和后果。但是如何区分,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够使被假冒公司免除责任,各地法院掌握的尺度并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规定的很原则,因此,本案处理中对有关事项和证据的认定,对施工企业出现被假冒名义签订合同的处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案当中,唯一的一份2011年的《情况说明》中出现了假冒的湖北公司的公章。湖北公司从2006年刻制公章起,就都是使用有编码的印章,当时的编码尾号是3486。2008年因公司印章损坏,故向公安机关的公章备案管理部门申请缴销原印章,刻制新印章,而新印章的编码尾号已经变更为8002。原告提交的2011年的《情况说明》所加盖印章,其尾号是3486,因此可以直接判断出公章是伪造的。由此可见,公司仅使用备案后的公章,不使用多枚公章对外经营,且定期更换新印章是防范公章被伪造的有效手段之一。对于发现假冒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况,公司还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取得公安机关的正式立案通知,才能够补充查清事实,被法院视为表明没有事先知道或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与第一个案例对比,从法院的角度,虽然公章虚假,但是公安没有立案,且工程又与公司有牵连,如出具投标委托书、收取部分工程款等,则往往被认为发包人或分包商属于善意第三人,实际施工人构成表见代理,故法院一般会判决被仿冒公司应当承担工程合同责任。

综上,综合两起案例的司法判定,公司要免除责任,最少应当达到这样的证明标准和要件:第一,被仿冒公司没有与发包人签署过任何合同、文件、委托书等证明文件,也事后没有追认或承认;即与工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如第一个案例,工程是湖北安装公司的名义接的并签订的总包合同,对法院来说,你对实际施工人的行为再如何抗辩,法院都认为你先付了工程款再说,你们内部的事情去另行解决,甚至判个连带责任都非常困难。第二,没有以收款、开发票、回应发包人联系函、询证函等事实行为追认过实际施工人的假冒行为;第三,以刑事报案、司法鉴定等方式明确否认实际施工人的行为有被假冒公司的授权并向法院提供证据;第四,最好能够证明发包人对合同签订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而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像案例二当中发包人明知蔡某某的身份不断变化,就是假借有资质公司的名义在承揽工程;当其出具虚假《情况说明》说明湖北公司被重组注销变更为江苏公司时,只要查询一下工商局网站公示的公司登记信息,就可以知道《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假的,因此,足以表明发包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应当自行承担造成的损失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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