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国民党称之为武汉分共，或视之为“清共”的一个环节）爆发于1927年7月15日。

在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北伐（1926年至1928年）时，原先采取“联俄容共”的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内部就容纳共产党与否的问题，于1927年分成南京（蒋中正等领导）及武汉（汪精卫等领导）两政府。

武汉方面最初仍主张容共，其后与共产党发生磨擦，再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人士的表态要求分共，汪精卫乃于7月15日当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七一五政变的发动者

一、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

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

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1975年4月5日，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汪精卫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

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

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七一五政变的经过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

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

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

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

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

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

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

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

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

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七一五政变的影响

一、南昌起义及镇压武汉国民政府于7月15日的进行分共事件，令其与中共的矛盾升温。7月19日，中共及共青团对国民党及汪精卫续行攻击。

26日，国民党采取严厉措施，免去各机关中的中共党员职务。决定组建自己武装的中共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事，而中共方面则一直称大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军队建立。武汉方面决定予以镇压，被舆论评价“较南京政府之清党似犹过之”。

二、宁汉合流汉方在分共的同时，并未放弃讨蒋。而蒋中正主持北伐不利，徐州失守。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又软硬兼施，终于逼迫蒋中正与胡汉民、张人杰等人决定下野。

李宗仁领衔发电庆祝汉方分共，当时蒋中正仅列名第四位。8月13日蒋中正正式下野，8月底9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往南京。

（本文来源于中国历史网）

历史上的今天

01

重要论述

1938年3月30日

毛泽东对抗大干部讲话，强调了解战略问题的重要性。讲话指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四月二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时指出：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讲话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同时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要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

1960年3月30日 

毛泽东针对中共山东历城县委给省委报告中提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的情况，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到处都存在，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区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还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他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次会议于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召开。会议主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批评“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讨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会议要求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篇讲话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02

党史回眸

1976年

3月30日－5月22日 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1号”在太平洋海域成功进行首次远洋科学调查。

1979年

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2019年

3月30日 中国首个行政区域5G网络在上海建成并开始试用。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4家运营商颁发5G牌照，中国通信行业进入5G时代。

03

历史瞬间

图丨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