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来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通过制定符合农民需要的土地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鼓舞他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之中，爆发出了摧毁旧世界的巨大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扩大党在农村的政治影响。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认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群众的头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认同并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党在农村的政治影响。首先，对农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的灌输。这一时期，我们党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不仅组织党内学习，还面向党外群众，扩大学习范围，使更多的农民群众接触、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其次，为促使农民尽快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党通过召开群众性大会、田间地头访谈交流以及开设短期培训班等方式，对农民群众进行革命与阶级路线的宣传教育，唤醒并强化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认清革命的前途，最大限度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再次，总结了过去宣传工作出现的“不知在日常实际争斗中引导群众去认识本党政策和提高其政治意识”的失误，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经常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深入了群众，赢得了群众支持，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党的宣传教育影响下，农民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自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建立新中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目标。

想农民之所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一直是我们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实践时，我们党宣传土地革命思想，动员农民“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一切公共土地”等以开展土地革命。在土地分配问题上，设置了以乡为最小分配单位的要求，逐步探索制定出了旨在满足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政策。

早在井冈山土地革命斗争开展之前，我们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间展开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毛泽东通过对宁冈的坝上、永新的秋溪一带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依据。毛泽东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初步制定出土地政策后，我们党一边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在革命实践中探寻政策本身以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政策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一边继续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工作来引导农民，提高他们对党的土地政策的正确认识，推进政策的广泛有效落实。我们党通过领导农民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切实维护了农民权益，丰富了党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潜移默化，完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针对农民群众理论、文化水平低下的现实，我们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宣传策略，采取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宣传形式，注重运用标语、墙报、画报等多种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农民群众容易理解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以生动鲜明的实例向农民传播革命道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传播，有效推动了农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汲取与吸收。如张贴的标语，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用来宣传共产党、红军性质、宗旨的；有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对发动群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彭湃，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道理，他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烧掉自家田契，深入农户宣讲党的政策，帮助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为了吸引农民，让农民感到亲近，他教农民记账、学珠算，把革命道理用当地方言编成歌谣、话剧，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宣传鼓动。通过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既使农民学到了实用知识，又使农民受到了革命思想教育，使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

灵魂引领，唤起农民的全面觉醒。党在农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农民对党的政策方针的理解与接受，成功唤醒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帮助农民改变了自身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有效地推动了农民国民素质的提升，继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政治素质方面，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农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掌握的理论应用于农民运动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使农民从宗法观念的迷醉中觉醒，使之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勇敢地向传统宣战，向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宣战，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思想素质方面，我们党通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逐渐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走出蒙昧无知，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即如何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觉地投入到土地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有些地方，如在福建、安徽等地，一场农民运动，往往能够吸引数千乃至数万人参加。文化素质方面，基于这一时期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也基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实际，我们党创办了识字班、半日学校、夜校等各种形式的工农文化教育组织，把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识字做起，逐步提高，使农民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能力，使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本文来源于【理论网】《学习时报》李成林）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1944年4月7日、8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演讲指出：边区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

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演讲指出：对于当前财政金融的波动问题，我们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关于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为了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各根据地党委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此前，毛泽东于四月三日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稿作了修改。在演讲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一句之后，加写：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讲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写：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这篇演讲收入《任弼时选集》。

1955年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57年4月7日

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等汇报商业、税收工作时，谈话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本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谈到自由市场问题。讲话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讲话还强调：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二十七日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90年4月7日 

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提出，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稳定和发展。他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振兴中华民族》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3年4月7日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他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第一，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世间万物，变动不居。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亚洲要勇作时代的弄潮儿。第二，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第三，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第四，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要秉持开放精神，推进区域合作。亚洲合作是开放的，亚洲应该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域外国家也应该尊重亚洲多样性特点和已经形成的合作传统，形成亚洲发展同其他地区发展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党史回眸

1958年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1995年

4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并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的通知。

历史瞬间

图为于都县革命委员会旧址。1929年4月，毛泽东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来源：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