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仗。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在湘江战役中，有一支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断后的英勇之师打得尤为惨烈，几乎全军覆没。它就是红5军团第34师。

红34师是1933年春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下辖第100、第101、第102团，每团约1700人，全师共5000余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34师随红5军团担任全军的殿后任务。湘江战役打响后，红34师奉命接替红6师第18团防务。由于不熟悉地形，他们沿羊肠小道登上观音山顶时，已是1934年12月1日上午。这时，红18团已经撤出阵地，红34师陷入孤军奋战的险恶境地。

14时，中革军委电令红34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或由杨柳井经大源转向白露源前进，然后由白露源再经全州向大塘圩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

当红34师从板桥铺一带穿过灌阳至新圩公路，翻越海拔1900多米的宝界山时，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脚山铺至界首间湘江两岸遂被湘、桂军控制，红34师的退路已经被完全切断。

敌人对红34师发起了猛攻。炮火轰鸣，弹片呼啸，与撼天动地的呐喊声混合交织在一起。战至傍晚，红34师伤亡大半，陷入了粮弹告罄、四面受敌的绝境。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团政委侯中辉、第102团团长吕宫印相继牺牲。

陈树湘清醒地意识到，红34师只能突围，留在江东打游击。当晚，他断然下令：毁弃无弹的火炮、枪支，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夜幕低垂，红34师开始了突围战斗。但面对湘军刘建绪部、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漫山遍野的地方民团，突围没有成功，又损失了千余人。

陈树湘只得率领剩下的700余人折回东岸继续坚持斗争。无奈环境不熟，又没有群众基础，红34师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没过几天就已不足500人。而对红34师杀伤最大的，是分布于湘南桂北一带，熟悉当地环境、土生土长的民团。

红34师官兵多为闽西人，不熟悉地形。民团一个小时就到的路，红军要走半天。狠毒的民团在山路上挖陷阱、埋竹签，并把竹签用桐油跟尿熬煮，一戳伤就造成严重感染，对红军威胁很大。

最后，陈树湘决定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师部及第101、第102团剩余的300多人为先锋，从灌江突围，命令第100团团长韩伟带100多人断后。等陈树湘他们进入湘南地区时，只剩下140多人。

12月11日，陈树湘在抢渡牯子江时遭当地民团伏击，腹部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为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补上一枪。警卫员流着眼泪为师长包扎好伤口，抬着他且战且走。紧急关头，陈树湘命令王光道率领仅存的百十号人上山躲避，把自己藏匿于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疗伤，不幸被搜捕红军伤病员的道县保安队抓获。

在敌人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的路上，这位英勇的红军师长乘敌不备猛地撕开绷带，用尽最后气力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红34师最后仅剩下100多人，在王光道和第101团团长严凤才的率领下，坚持山区游击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大部分牺牲。

灌江突围时负责掩护的第100团在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全团剩下30多人。韩伟下令分散突围，自己和5个同志负责掩护。最后子弹打光了，宁死不愿做俘虏的韩伟等人从灌阳和兴安交界处的一座山上滚了下去。

幸运的是，由于树木草丛的阻挡，韩伟和3营政委胡文轩、5连通信员李金闪大难不死，被上山采药的土郎中救下，在老百姓家的红薯窖里藏了7天才死里逃生。数十年后，韩伟的后人找到了当年救起他父亲的土郎中后代，那口红薯窖也还在。

后来，韩伟三人挑起扁担扮成挑夫找红军，途中再次遇上民团。李金闪、胡文轩先后牺牲，只有韩伟一人侥幸逃脱，历尽艰辛才回到革命队伍。

新中国建立后，韩伟历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让韩伟不堪回首。据韩伟的儿子韩京京回忆，他出生后，从未听父亲提起过湘江战役。1986年，我军编写《红军长征回忆史料》，有关同志找到韩伟，让他回忆红34师这段历史，韩京京才从父亲那里听到这场惊天动地的血战。

韩伟是湖北黄陂人。弥留之际，他却对儿子说：“湘江战役，我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住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

1992年4月8日，韩伟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富有传奇的一生，享年86岁。亲属们遵照遗嘱，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与红34师的战友们永远长眠在一起。（张社卿、郑文浩、郭林雄）

（本文来源于【共产党员网】新华社 作者：张社卿、郑文浩、郭林雄 编辑：汪蛟龙）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1940年3月29日 

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我们完全同意朱、彭的决心，将第三四四旅调陇海路南增援华中，陈支队调胶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在华中武装磨擦中，我方的军事策略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地区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在华中军事磨擦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1947年3月29日晚—30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枣林沟会议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了便于行动，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

1979年3月29日

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就香港问题指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015年3月29日 

习近平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外经济合作也在同步提升，意味着给世界各国及各国企业提供新的合作契机。中国将越来越开放，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他强调，我们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新型工业化，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我们希望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希望企业家朋友与中方各类企业、丝路基金和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对接，创新合作模式，共同探索开拓市场、互利共赢的新路子。希望企业家们继续关注和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把握中国机遇，同我们一道踏上中国发展新征程。

2017年3月29日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植树造林，种下的既是绿色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未来。要组织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通过参加植树活动，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学习体验绿色发展理念，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他强调，参加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者，但更要做种树者。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同时要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让人民群众更好更方便地参与国土绿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党史回眸

1947年

3月29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他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中央在陕北横山县和靖边县交界处的青阳岔镇发出通知说：“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

1973年

3月29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93年

3月29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肯定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2015年

3月29日 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临沂舰搭载首批122名中国公民，从也门亚丁港安全撤离。到4月7日，从也门共撤出中国公民613人，并协助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