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淼

在人情社会中，帮人办事本是寻常事。不过，要是谎称替人办事从而骗人钱财，那就是诈骗犯罪。近日，我在安徽省合肥市办理的一起诈骗案就是此类故事。作为该案辩护人，我经过一番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后，最终竟然获得了一个无罪判决。惊喜之余，回顾这段无比艰辛却又充满悬念的心路历程，也许会让这个奇迹般的无罪判决变得更加真实而具体，也能让更多刑辩同道得以了解其中的曲折与不易。

01 案情简介

起诉书[1]指控的诈骗犯罪事实：

2019年春节后，正值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被告人S某通过中间人刘某向被害人X某传话，称其涉黑。同年5月，被害人X某按照中间人刘某的建议，向被告人S某送200万元，请其帮助“摆平”涉黑一事。被告人S某明知自己无力解决此事，仍然收下这一笔钱。后被告人S某向当地公安机关一位领导打听被害人X某是否涉黑，但是该位领导未透露被害人X某是否涉黑的任何信息，而被告人S某对被害人X某谎称其已找领导核实，称X某不涉黑，让其放心。

02 准确把握诈骗案的指控逻辑

有控诉，就有辩护，无控诉，则无辩护。读懂起诉书是做好刑辩工作的基础，而读懂起诉书的关键则在于洞察其指控逻辑。那么，诈骗案的指控逻辑是什么呢？

一提及诈骗罪，人们往往会聚焦于诈骗手段，即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其实，在笔者看来，本罪的关键在于审查行为人给被害人画的那个“饼”是“可能”实现，还是“不可能”实现。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仔细辨析一下可能与现实、可能与不可能这两对哲学范畴[2]。

可能与现实这一对哲学范畴，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可能性是指事物发展中的潜在状态，而现实性是由可能性发展而来的，是潜在（可能性）的展开和实现。所谓潜在，既是一种现实的非存在，又不是纯粹的非存在，否则潜在就不可能发展成为现实的存在。可能性之所以是可能的，就是因为它包含着引起某种变化的根据，而不可能性之所以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因为在事物中不具备引起此种变化的根据。因此，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区别，就是有无引起变化的根据的区别。

凡事皆有可能，不过，这个道理仅限于有可能之事，而不适用于绝无可能之事。将绝无可能之事，虚构为有可能之事，那就是诈骗犯罪。故“可能”与“不可能”，就是诈骗犯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本案起诉书就是按照“不可能”的逻辑来建构其指控体系的，即“被告人S某明知被害人X某的送钱目的是请其帮助解决涉黑一事，而自己又无力解决此事，仍然收下这一笔钱”。

那么被告人S某对被害人X某的承诺是什么呢，是否构成虚假承诺？

我们首先考察被告人S某的意思表示。虽然起诉书认定“被告人S某在2019年春节后通过中间人刘某向被害人X某传话”，但S某始终坚称自己只是答应尽其所能去“打听”，而不是去“摆平”。一审判决书[3]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实S某为诈骗被害人X某而虚构或散布了X某可能涉黑的消息。同时在案证据亦显示，X某系在被人举报涉黑后经刘某劝说主动找S某应对其涉黑问题。在关键证人刘某未到案的情况下，关于S某是否让刘某传话给X某以及传话内容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进行认定。”

其次，我们也有必要考察被害人本人的意思表示。被害人报案之时称自己上当受骗。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我们应当依法仔细审查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核实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笔者以为，应开拓思路，多渠道全方位去考察被害人的意思表示，如果其在不同场合的意思表示自相矛盾，那么其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

本案被害人有三处明显的不实之词：

其一，被害人将其与被告人多年来未结的全部债权3350万元全部作为诈骗数额，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其二，被害人称，被告人收到200万元后帮其打听消息，一周后反馈消息时又提出要2100万元的活动经费，以便彻底摆平此事。事实上，被告人在收到200万元之时，即当场提出借款2100万元。而这笔2100万借款的银行转账就发生在次日，并非如被害人所称事隔一周之后。

其三，被害人X某因行贿犯罪而被定罪处罚，其一审刑事判决书[4]证实，2019年7月，其向县委书记王某行贿，而行贿目的就是帮助其打听是否涉黑。试想，如果被害人早在2019年5月已经请求本案被告人S某帮助其“摆平”涉黑一事，就不可能在同年7月还请求县委书记帮助其“打听”此事。按照形式逻辑的排中律[5]，两者必有一假。既然X某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已认定其于2019年7月向县委书记行贿以“打听”自己涉黑一事，那么其就不可能在同年5月为了“摆平”涉黑一事而向本案被告人S某送钱，其送钱的真实目的就是帮助“打听”，而不是“摆平”。正常的办事模式，也应该是先打听，后摆平。

辩护人的上述辩护观点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一审刑事判决书认定：“在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安徽期间因被举报涉黑而非常担心的X某，可能会基于对S某人脉关系的信任而自以为S某能帮助其摆平涉黑，而X某的这一自我认知内容不能认定为S某的承诺内容。”

03 另辟蹊径，巧解两难选择

被告人S某确曾向有关领导打听过被害人X某是否涉黑一事，然而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是否犯有诈骗罪，不在于其是否有打听行为，而在于是否打听到确切消息，换言之，取决于有关领导是否向其透露案情。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该领导在本案中作为证人时，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如果其承认透露了被害人X某的涉黑案情，就有可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因此他有可能为了自保而谎称并未透露任何案情，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完全能够理解的。

然而，该领导是否透露案情，难道对于本案的定性就真的那么重要吗？事实上，被害人X某确实不涉黑，那么这个不涉黑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呢？当然不是！既然如此，即使该领导明确告知S某X某不涉黑这一真实信息，其也不应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L某作为当地公安机关领导，是权威的信息来源。无论打听结果如何，只要S某打听过，其就不应构成诈骗罪。如果被告人S某从未打听，却谎称打听过，才可能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书亦作如是说，“S某通过向L某打听X某是否涉黑，表明其为X某的请托事项客观上付出了具体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先前承诺的内容付诸了实际的行动。综上，S某在未散布X某可能涉黑消息的情况下，在X某主动找其应对涉黑时仅承诺尽力帮助和打听消息，且在收取案涉款项后找相关领导打探案情并反馈给X某，故无法认定S某实施了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

04 一点感悟

根据相关司法统计数据，近年来我国的无罪判决率大约只有万分之四。对于绝大多数刑辩律师来说，无罪判决就是那个远在天边的美丽诱人的传说。随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的全面推行，无罪判决率趋向更低。不过，在每一位刑辩律师心中，总有一个无罪判决之梦。而每一个无罪判决的宣告，都是我们刑辩律师的圆梦时刻，也是我们律师职业的高光时刻。不过，此时此刻，我们绝不应有任何的贪功之念，而应该在心底默默地感谢那些作出无罪判决的法官，是他们在秉持职业良知，坚守司法底线，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参考文献：

[1] 本案起诉书案号：肥西检一部刑诉[2021]Z30号。起诉时间2021年4月8日。

[2] 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291页。

[3]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案号：（2021）皖0123刑初字117号。裁判作出时间是2022年8月3日。

[4] 被害人因犯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于2020年12月25日被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有罪，案号：（2020)皖0303刑初425号，信息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5] 排中律，指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两种思想不可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要么A, 要么非A”。排中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