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科律师事务所

返回 | 首页

百年党史日日学丨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

已被浏览4124次

更新日期：2021-04-25

来源：盈科律师事务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并因此而彪炳史册。

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党和中央红军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它宣告了博古、李德领导的破产。但是，博古、李德没有因此而改变错误领导。“黎平转兵”后，中央红军迅速进军，于1935年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渡乌江北上黔北。这时，博古、李德再次主张前往湘西：“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贵州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他俩的意见，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严酷的现实说明，博古、李德教条主义的思维和领导能力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突破危局、使红军摆脱危险，而且可能使红军遭受灭顶之灾，进而给中国革命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他们已经担负不起领导全党和红军胜利前进的责任。并且惨重的失败，在红军中引发很大的不满，使他俩丧失了继续领导的威信。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此回忆说：湘江战役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亲历这段长征过程的罗明也回忆说，当时“干部们对军事指挥有很多意见”。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和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们的意见，就说明博古、李德的领导难以为继了。

长征出发后，为使红军争取主动、寻机发展，毛泽东、彭德怀等曾多次建言献策，但遭到博古、李德拒绝。在目睹错误领导将红军带入危局的严重情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不断向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提出意见和批评。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其时，纠正错误领导、统一党内意志，以摆脱困境，是党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当务之急。为此，黎平会议决定到适当的地区召开会议，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在突破乌江天险后，智取黔北重镇遵义。其时，国民党大军已被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相对和缓的军情，给召开黎平会议决议中的会议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和比较安全的环境。

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各种客观原因，认为红军具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且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作了深刻的论述。

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纷纷发言，“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博古后来都认识了他们的错误，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并辩解说他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

会议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是党在危急时刻召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事求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面临的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

遵义会议的最大功绩，是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会后张闻天根据会议讨论内容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李德和博古执行了“左”倾军事路线，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由此，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全党的领导。

遵义会议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开始对全党的领导。虽然其时，毛泽东没有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接受他的主张和建议，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他的作用和影响力大大超出了他所担负的实际职务。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在党的各项决策中，他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从影响力方面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实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开始形成。对此，亲历长征历史过程的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杨尚昆都有明确的论述，这些基于他们亲身感受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历史的真实。

围绕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的问题，有一点必须看到，就是形式和实质的问题。从形式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上，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从实质看，如前所述毛泽东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

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对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历史已经证实了的，这是遵义会议彪炳史册的主要原因。

（本文来源于【理论网】学习时报作者：李东朗）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它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这篇开幕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

1986年4月23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谈到南北问题指出：讲世界经济发展，要提高到全人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现在人类处于贫困状态的，可以说是四分之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不发展，能设想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吗？首先是市场，四分之三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或叫不发达状态，市场从哪里来？所以，世界形势有两个带全局性的而且带长期性的问题，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看来可以找到出路，赢得和平。但南北问题目前还没有可行的建议，不知道怎么办好。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2006年4月23日

胡锦涛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发表演讲，提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各国和谐共处，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必须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18年4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他强调，《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负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

他指出，学习运用《共产党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活品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

他强调，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要紧密联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成新成果。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2019年4月23日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他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他指出，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他指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

党史回眸

1945年

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大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彭真、聂荣臻等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大会系统地总结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大会贯彻执行发扬民主、增强团结的方针，对历史上党内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耐心帮助教育，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的反动统治的覆灭。27日至5月6日，第三野战军又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南京、镇江逃敌五个军，并于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5月14日，第四野战军从汉口以东的团风、武穴地区南渡长江，武汉守敌弃城南逃，16日、17日，我军相继解放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我军在渡江战役中共歼敌四十三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