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历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事件过程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事件发生地的一枚邮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在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 第37师师长——冯治安，驻守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第38师师长——张自忠，驻守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驻守河北省大名、河间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驻守张家口、张北，怀来 第9骑兵师师长——郑大章，驻守通县，南苑。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香月清司中将（接任） 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步兵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步兵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陆军大臣，第40任首相——东条英机大将 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中将

事件影响“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本文来源于抗日战争纪念网 责任编辑：张波）

历史上的今天

重要论述

1938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抗战形势问题。毛泽东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役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发言指出：我看现在国民党军集中五十个师与日军决战，是很危险的。现在一般人有一种错觉，因胜利而轻敌。这是对日本不正确的估计。事实上国民党有人企图在相当胜利之下便进行妥协。我认为中日战争仍是持久战，这是确定的方针。现在须要全国一致坚持持久战，不要因为小的胜利而冒险。

1949年5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电报就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指出：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1954年5月10日

陈云出席全国各大区财委副主任会议并发表讲话。谈到我国工业化的特点时，讲话指出：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

1986年5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时谈到中国的改革说：中国人太多，事情比较难办，再加上底子薄，所以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不能太高，要实事求是。“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现在看来，势头不错。发展要有后劲，后劲要从改革中来。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就是第三产业。在谈到吸引外资问题时说：中国最近通过了《外资企业法》，就是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不仅要管这个世纪，下个世纪的发展也还得靠它。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

2014年5月10日

习近平在郑州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时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板，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党史回眸

1924年

5月10日－15日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成绩，指出了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党的重要性。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并批评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会议提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并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发展劳动运动，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还按照不同情况，对在工会运动方面如何帮助国民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会议根据同国民党右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复杂情况，适当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党在开展独立活动时不致受过分的束缚，能够保持有灵活机动的余地。

1927年

5月10日－16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1978年

5月10日 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04年

5月10日－11日 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胡锦涛在会上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央从推进新世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于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2013年

5月10日 我国海军正式组建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

历史瞬间

图为《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来源：共产党员网、抗日战争纪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