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死因查明是厘清责任、实现公平维权的关键前提。传统认知里，“遗体纹丝不动”似乎难以判断死因，只有传统解剖的病理鉴定书才能作为法定证据。涉及死亡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发生后，由于风俗、信仰等因素，患方家属往往拒绝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检验导致死因不明确，由此给诉讼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随着法医病理鉴定技术的发展，虚拟解剖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困境，为特殊场景下的死因查明与维权提供了新可能。以下结合具体虚拟解剖应用案例，从技术原理、实践价值、关键注意事项等方面展开详细解析。

虚拟解剖并非“替代传统解剖”，而是作为法医病理鉴定的重要辅助手段，通过影像学技术实现“非侵入或微创”的死因与致伤方式判断，其核心定义与价值可从三方面明确：

1 技术本质：影像学为核心的 “数字解剖”

虚拟解剖以CT、MRI、三维光学扫描、尸体血管造影等影像学技术为基础，通过对遗体进行全方位扫描，再经计算机处理实现“三维重建”——相当于在数字空间中构建遗体的解剖结构模型，进而分析器官病变、异物位置、骨折形态等关键信息，最终辅助判断死亡原因、死亡方式（如疾病、外伤、中毒等）。

例如，若怀疑患者因急性心梗死亡，虚拟解剖可通过 CT 血管造影（CTA）清晰显示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是否存在血栓，无需传统解剖即可定位关键病损；若涉及外伤，三维光学扫描能精准还原体表及深部组织的骨折形态，明确致伤方式。

2 法律地位：合法的司法鉴定辅助路径

在我国，虚拟解剖属于法医病理鉴定活动的组成部分，并非“民间技术”或“非正规手段”。根据相关司法鉴定规范，其形成的扫描数据、三维重建报告、影像分析结论等，在满足“数据合规（如扫描数据真实完整）、隐私安全（如避免遗体信息泄露）、程序正当（如鉴定机构具备资质）”的前提下，可作为证据形成与因果查明的合法技术路径。

例如，樊维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虚拟解剖鉴定意见作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

同时，因虚拟解剖是为“查明事故性质、原因及损失程度”支出的费用，若符合“必要、合理”原则（如传统解剖因家属反对无法进行，虚拟解剖是唯一可行路径），相关费用可依法在诉讼中要求责任方（如存在过错的医院）承担。

3 适用场景：解决传统解剖的 “现实困境”

虚拟解剖的核心优势在于 “非破坏性”，因此特别适用于传统解剖受限的场景：

  · 家属因传统风俗、宗教信仰拒绝传统解剖（如部分地区认为 “遗体完整性是对逝者的尊重”）；

  · 需要非破坏性取证的情况（如涉及重大事故、刑事案件，需保留遗体原始状态以备后续复核）；

  · 传统解剖前的 “病损定位”（如先通过虚拟解剖锁定疑似病变器官，再针对性进行微创取样，减少对遗体的破坏）；

  ·传统解剖技术难以覆盖的场景（如新生儿、胎儿遗体，传统解剖易破坏微小结构，虚拟解剖可实现更精细的分析）。

2024 年苏律师代理的一起医疗损害案件，首次在重庆市将虚拟解剖技术应用于诉讼维权，既满足了家属“体面安葬逝者”的需求，又成功查明了死因并认定医院责任，其案件流程与关键细节具有典型参考意义：

1 案件背景：传统解剖受阻，死因成维权关键

患者因“腹痛伴心前区压榨感 5 天”先后在两家医院治疗，最终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传统风俗坚决拒绝传统解剖，导致死因无法通过常规方式查明 —— 而死因不明确，就无法判断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维权陷入僵局。

2 破局关键：律师团队的 “技术路径判断”

律师介入后，通过对病历（如诊疗记录、检查报告、抢救过程）的系统分析，认为患者死因可能与 “心血管疾病漏诊、治疗延误” 相关，且此类死因可通过虚拟解剖（如 CTA 扫描冠状动脉、MRI 检查心肌病变）明确。

 随后，律师协助家属完成两项关键动作：

    ①及时通知医方，明确家属将通过虚拟解剖查明死因，避免医方以 “未告知” 为由质疑鉴定程序；

   ②委托具备法医病理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虚拟解剖，形成包含 “扫描影像、三维重建模型、死因分析结论” 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3 诉讼结果：虚拟解剖助力责任认定

家属凭虚拟解剖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诉至法院，法院进一步委托鉴定机构进行 “医疗过错鉴定”—— 鉴定机构结合虚拟解剖明确的死因（如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且医院存在 “未及时完善心血管相关检查、未给予针对性治疗” 的过错），最终认定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法院判决医院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此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在传统解剖无法进行的情况下，虚拟解剖成为 “死因查明” 的又一可行路径，既尊重了家属的风俗诉求，又为维权提供了关键证据支撑。

结合上述案例及虚拟解剖技术的实践应用，律师从专业角度提出四点核心提示，明确虚拟解剖的适用边界与维权关键步骤：

1 死因查明率：“97%”背后的 “专业前提”

现有文献记载，虚拟解剖能明确约 97% 的常见死因（如心脑血管疾病、外伤、常见中毒等），但并非 “万能”：

  · 对于微观层面的死因（如某些病毒性脑炎、罕见代谢性疾病，需通过组织切片染色观察细胞形态），或挥发性毒物中毒（需通过传统解剖提取体液、器官组织进行化学分析），仍需依赖传统解剖。

2 尸检委托：“窗口期” 内的 “单方面权利”

尸检（包括虚拟解剖与传统解剖）存在严格的 “时间窗口期”：常温下遗体腐败速度快，一般建议在死亡后48 小时内进行，若遗体冷藏（0-4℃），可延长至 72 小时。若错过窗口期，遗体腐败会破坏病变证据，导致死因无法查明。

 因此，若患者及家属与医方就尸检无法协商一致（如医方拖延、拒绝配合），家属有权单方面委托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尸检，无需等待法院受理案件 —— 待法院立案后再委托，往往已错过窗口期，导致维权失去关键证据。

3 因果关系：“专业团队判断” 是核心

虚拟解剖仅能 “查明死因”，但医疗损害维权的关键是 “诊疗行为与死亡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如医院过错是 “主要原因” 还是 “次要原因”）。

 这一判断需结合三方面信息：

  · 虚拟解剖明确的死因（如 “急性心梗”）；

  · 病历资料（如医院是否在患者出现 “心前区压榨感” 时及时做心电图、心肌酶检查，是否给予溶栓或介入治疗）；

  · 医学规范（如针对此类患者的诊疗指南要求）。

 因此，家属需委托具备 “医学 + 法律” 双背景的专业团队（如医疗纠纷律师、临床专家顾问）进行分析，避免因 “仅关注死因、忽略过错判断” 导致维权失败。

4 技术普及度：“高成本” 下的 “个案突破”

虚拟解剖尚未广泛应用于医疗损害案件，核心原因在于 “高门槛”：

  · 设备成本高：CT、MRI 等专用设备价格昂贵，且每年维护费用极高；

  · 人员要求高：需影像学专家接受法医病理专业培训，既能解读影像数据，又能结合法医知识判断死因；

  · 专业要求高：医疗损害案件的死因判断需融合 “影像学、临床医学、法医学”，能同时满足三者要求的机构较少。

因此，目前虚拟解剖在医疗损害案件中属于 “个案突破”（如上述重庆首例案件），家属若需采用该技术，需提前与律师沟通，确认当地是否有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避免延误维权时机。

04 总结：虚拟解剖为医疗损害维权提供 “多元选择”

虚拟解剖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只有传统解剖才能查明死因、作为证据” 的固有认知，其 “非侵入、保完整” 的特点，既尊重了部分家属的传统风俗诉求，又为死因查明提供了合法技术路径。

但需明确：虚拟解剖是 “传统解剖的补充”，而非 “替代”，其适用需结合死因类型、案件场景、技术条件综合判断。在医疗损害维权中，家属应把握 “尸检窗口期”，及时委托专业团队（律师 + 鉴定机构），通过 “虚拟解剖 + 病历分析 + 过错鉴定” 的组合路径，既实现逝者的 “体面安葬”，又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